新冠疫情下肿瘤患者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及心理现状调查
发布时间：2021-02-10 点击：
发布：本期刊
摘 要：目的 调查疫情期间肿瘤患者的心理现状,探讨肿瘤患者对新冠肺炎的了解程度及其对心理的影响。方法 从2020年2月2日—2020年3月20日入我科就诊的肿瘤患者中,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103例患者行一般资料、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AS&SDS)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调查。结果 疫情期间的103例肿瘤患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且问题显著,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都是影响肿瘤患者心理的重要因素。结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年龄和文化程度因素影响肿瘤患者的心理。这提示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需要对肿瘤患者进行心理调查,并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心理护理,配合肿瘤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以后当我们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以此为基础,采取适当的措施,为患者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关键词：新冠病毒 肺炎 心理 认知 抑郁 焦虑 睡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19-nCOV)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所致的病毒性肺炎,冠状病毒是有包膜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因其包膜有放射状排列的花瓣样或球棒状凸起,形似皇冠,故名冠状病毒,本病发展迅速、传染性强、病程变化快。[1]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以来,因疫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时期,肿瘤患者的放射治疗和化疗却是刻不容缓的。我国学者发表文章,截止2020年1月31日病史详细记录的1 590例新冠肺炎患者中,有18例(1%)具有癌症病史,癌症患者比非癌症患者具有更高的严重事件风险(两者分别为39%和8%,P=0.0003),症状恶化更为迅速,这些都说明癌症患者是易感人群[2],另有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可以给肿瘤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3,4]。鉴此,我们针对新冠肺炎期间肿瘤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现况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20年2月2—2020年3月20入我科进行放化疗的肿瘤患者103例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经临床病理学证实的肿瘤患者;②知情同意并自愿接受调查;③无语言沟通障碍,能够独立完成问卷调查;④无认知障碍及精神疾患。排除标准:①病情危重不能完成调查者;②既往有精神病史或者心理疾病史;③正在接受抗抑郁、镇静、安眠等抗精神异常治疗药物者;④既往存在睡眠障碍者。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本研究属于现况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选取2020年2月2日—3月20日来我科治疗的肿瘤患者,在患者知情同意下,由研究人员发放调查问卷,一般资料调查、焦虑抑郁自评及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均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
1.2.2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等。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AS&SDS)由Zung分别于1971年和1965年编制,是应用相当广泛的自评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包括2个部分:①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含20个条目,4个维度,其中正向计分题15道,ABCD按分数1、2、3、4计分;反向计分题5道,ABCD选项按分数4、3、2、1计分,总分乘以1.25取整数,记得标准分。低于50分者为正常;50～60分为轻度焦虑;61～70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者为重度焦虑。②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含有20个条目,正向计分题和反向计分题各10题,计算方式同SAS,标准分正常上限参考值为53分,标准总分53～62为轻度抑郁,63～72为中度抑郁,72分以上为重度抑郁。分数越高,提示心理状况越差。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Buysse博士等人于1989年编制的。该量表适用于睡眠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患者评价睡眠质量,同时也适用于一般人睡眠质量的评估。参与计分的18个条目组成7个维度,每个成份按0～3等级计分,累积各成份得分为PSQI总分,总分范围为0～21,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我国将分值≥7分作为判定成年人睡眠障碍评价标准[5]。关于PSQI信效度,早有邱建青等学者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6]
1.3 统计学处理
调查资料经核实无误后采用Excel 2013软件录入,应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用率(%)表示,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心理影响因素筛选采用单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发放问卷103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03份,问卷回收率100%,其中,男53例,女50例;平均年龄(53.95±12.821)岁;非常关注新冠24例(23.30%),关注新冠55例(53.40%);了解新冠防护24例(23.30%),知道如何戴口罩49例(47.57%);对新冠非常害怕 9例(8.74%),害怕20例(19.42%),一般40例(38.83%),不害怕34例(33.01%)。
2.2 疫情下的肿瘤患者心理状况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1 年龄
42例肿瘤患者SAS平均分为(53.82±10.031)分,SAS得分>50分70例(67.96%),≤50分33例(32.04%),焦虑发生率67.96%。疫情下各年龄层级肿瘤患者心理焦虑结果见图1,结果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50～59岁肿瘤患者的心理焦虑评分明显高于其他组肿瘤患者,其次则是40～49岁年龄组肿瘤患者心理焦虑评分显著,P值为0.623(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DS平均分为(58.99±11.183)分,得分≥53分的患者有82例(79.61%),<53分的患者有21例(20.39%),抑郁发生率79.61%。疫情下不同年龄层级肿瘤患者心理抑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见图2,结果显示,在疫情下50～59岁和≥70岁年龄层级的肿瘤患者心理抑郁评分突出,P值0.835(P>0.05),假设同样不成立,不可否认的是,在疫情下50～59年龄段的肿瘤患者的心理焦虑和抑郁评分显著。
图1 不同年龄组SAS评分
图2 不同年龄组SDS评分
2.2.2 文化程度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大专及以上学历31例,其他学历72例,从图3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学历患者的焦虑及抑郁得分明显比其他学历的患者低。
图3 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的平均SAS和SDS
2.3 睡眠质量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将在疫情下不同年龄层级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图4),结果发现≥70岁年龄层级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最差,睡眠质量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呈现一个评分递增的趋势,P值0.197(P>0.05),但已经相当接近。
图4 不同年龄组PSQI评分
以往的研究表明,非典流行可以引起住院患者的焦虑,但重视科学防护,加强心理护理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状态,而非典疫情的全面控制则是缓解心理焦虑的基础[11]。本研究中,住院肿瘤患者对新冠肺炎的防护了解较低,且心理焦虑情况明显,这也表明当同样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因肿瘤患者对新冠防护知识了解少,心理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还是说明肿瘤患者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度不够。也有学者表示,个体对疾病的认知,会影响个体的自我管理及治疗的依从性,进而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防疫行为和公共卫生安全[12]。所以说当面对新冠疫情,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需要更加准确地了解公众对疫情的认知、个体防疫的行为、消息传播的效果等[13]。最好做到让社会大众基本都了解疫情相关的知识,以减少焦虑,甚至是恐慌。
肿瘤的根治仍然是世界难题之一,并且疾病预后大多不理想,长期饱受疾病的痛苦,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及心理状况普遍较差,导致机体抵抗力以及治疗效果受到影响。 王建梅等学者研究表明,住院肿瘤病人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心理状况方面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如焦虑、抑郁、疼痛等与睡眠障碍密切相关[14],疫情虽不是影响肿瘤患者睡眠的关键因素,但有学者研究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结果发现肿瘤患者PSQI总分为(9.04±3.56)分,显著高于常模[15]。不排除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本来就存在疾病本身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癌症患者面对新冠肺炎时,首先必须掌握相关的新冠疾病知识和基本防护知识,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焦虑及抑郁等,帮助患者消除不良情绪,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杨红菊等学者表示,精细化情绪管理的运用可以明显减少肿瘤危重症患者的心理焦虑、抑郁,甚至睡眠形态紊乱状况[16]。结合以上讨论,当我们以后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首先大家都需要对疾病有所认知,在此基础之上,了解正确的防疫行为,在原始疾病的基础上,患者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负担会加重,特别是癌症患者,然后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最好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为患者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杨振宇,谭凯杜,锡林,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肿瘤患者的应急管理及防护措施[J].MODERN ONCOLOGY,Mar,2020,28(6):1053-1055.
[2] Liang W,Guan W,Chen R.Cancer patients in SA RS-CoV-2 infection:a nationwide analysis in China.Lancet Oncol,2020.
[3] Hamer M,Chida Y,Molly GJ.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cancer mortality[J].J Psychosom Res,2009,66(3):255-258.
[4] Kulpa M,Kosowicz M,Stypula-ciuba BJ.Anxiety and depression,cognitive coping strategies,and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system cancer[J].Prz Gastroenterol,2014,9(6):329-335.
[5] 王建梅,董拉云.住院肿瘤病人睡眠障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医药,2017,21(7):1348-1350.
[6] 邱建青,周密,邱培媛,等.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用于农村老年人群的信效度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6,10:1835-1838.
[7] Kamboj M,Sepkow itz K A .Nosocom ial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Lancet Oncol,2009,10(6):589-597.doi:10.1016/S1470-2045(09)70069-5.
[8] Yang YL,Liu L,Wang Y.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ults with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BMC Cancer,2013(13):393.
[9] Satin JR,Linden W,Phillips MJ.Depression as a predicto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mortality in cancer patients:a metaanalysis[J].Cancer,2009,115(22):5349-5361.
[10] 张其柱.妇科肿瘤住院患者负性情绪及其影响因素观察[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7,4(73):14280-14281.
[11] 王战英,肖爱先,侯萍,等.非典流行对住院矽肺患者的心理影响[J].实用预防医学,2004,1:109-110.
[12] 周晨曦,李峥.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认知–心理模型构建[J].医学与哲学(B),2018,39(2):69-73.
[13] 罗琳,曾晓进,廖欣,等.新冠肺炎疫情期公众疾病认知、应对方式及锻炼行为调查[J].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20,36(2):156-159.
[14] 刘一弦,蒋运兰,唐以薰,等.肿瘤病人睡眠障碍的原因分析及中西医护理的研究现状[J].全科护理,2015,21:2036-2038.
[15] 周安秀,陈甲信,秦海娇,等.肿瘤患者居家睡眠质量的现况调查[J].中国医药导报,2016,8:55-59.
[16] 杨红菊.全程精细化情绪管理对肿瘤危重患者的影响[J].当代护士(中旬刊),2018,10:89-90.
关键词：新冠病毒 肺炎 心理 认知 抑郁 焦虑 睡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19-nCOV)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所致的病毒性肺炎,冠状病毒是有包膜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因其包膜有放射状排列的花瓣样或球棒状凸起,形似皇冠,故名冠状病毒,本病发展迅速、传染性强、病程变化快。[1]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以来,因疫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时期,肿瘤患者的放射治疗和化疗却是刻不容缓的。我国学者发表文章,截止2020年1月31日病史详细记录的1 590例新冠肺炎患者中,有18例(1%)具有癌症病史,癌症患者比非癌症患者具有更高的严重事件风险(两者分别为39%和8%,P=0.0003),症状恶化更为迅速,这些都说明癌症患者是易感人群[2],另有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可以给肿瘤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3,4]。鉴此,我们针对新冠肺炎期间肿瘤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现况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20年2月2—2020年3月20入我科进行放化疗的肿瘤患者103例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经临床病理学证实的肿瘤患者;②知情同意并自愿接受调查;③无语言沟通障碍,能够独立完成问卷调查;④无认知障碍及精神疾患。排除标准:①病情危重不能完成调查者;②既往有精神病史或者心理疾病史;③正在接受抗抑郁、镇静、安眠等抗精神异常治疗药物者;④既往存在睡眠障碍者。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本研究属于现况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选取2020年2月2日—3月20日来我科治疗的肿瘤患者,在患者知情同意下,由研究人员发放调查问卷,一般资料调查、焦虑抑郁自评及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均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
1.2.2 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等。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AS&SDS)由Zung分别于1971年和1965年编制,是应用相当广泛的自评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包括2个部分:①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含20个条目,4个维度,其中正向计分题15道,ABCD按分数1、2、3、4计分;反向计分题5道,ABCD选项按分数4、3、2、1计分,总分乘以1.25取整数,记得标准分。低于50分者为正常;50～60分为轻度焦虑;61～70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者为重度焦虑。②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含有20个条目,正向计分题和反向计分题各10题,计算方式同SAS,标准分正常上限参考值为53分,标准总分53～62为轻度抑郁,63～72为中度抑郁,72分以上为重度抑郁。分数越高,提示心理状况越差。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Buysse博士等人于1989年编制的。该量表适用于睡眠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患者评价睡眠质量,同时也适用于一般人睡眠质量的评估。参与计分的18个条目组成7个维度,每个成份按0～3等级计分,累积各成份得分为PSQI总分,总分范围为0～21,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我国将分值≥7分作为判定成年人睡眠障碍评价标准[5]。关于PSQI信效度,早有邱建青等学者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6]
1.3 统计学处理
调查资料经核实无误后采用Excel 2013软件录入,应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用率(%)表示,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心理影响因素筛选采用单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发放问卷103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03份,问卷回收率100%,其中,男53例,女50例;平均年龄(53.95±12.821)岁;非常关注新冠24例(23.30%),关注新冠55例(53.40%);了解新冠防护24例(23.30%),知道如何戴口罩49例(47.57%);对新冠非常害怕 9例(8.74%),害怕20例(19.42%),一般40例(38.83%),不害怕34例(33.01%)。
2.2 疫情下的肿瘤患者心理状况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1 年龄
42例肿瘤患者SAS平均分为(53.82±10.031)分,SAS得分>50分70例(67.96%),≤50分33例(32.04%),焦虑发生率67.96%。疫情下各年龄层级肿瘤患者心理焦虑结果见图1,结果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50～59岁肿瘤患者的心理焦虑评分明显高于其他组肿瘤患者,其次则是40～49岁年龄组肿瘤患者心理焦虑评分显著,P值为0.623(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DS平均分为(58.99±11.183)分,得分≥53分的患者有82例(79.61%),<53分的患者有21例(20.39%),抑郁发生率79.61%。疫情下不同年龄层级肿瘤患者心理抑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见图2,结果显示,在疫情下50～59岁和≥70岁年龄层级的肿瘤患者心理抑郁评分突出,P值0.835(P>0.05),假设同样不成立,不可否认的是,在疫情下50～59年龄段的肿瘤患者的心理焦虑和抑郁评分显著。
图1 不同年龄组SAS评分
图2 不同年龄组SDS评分
2.2.2 文化程度
在所有研究对象中,大专及以上学历31例,其他学历72例,从图3可以看出,大专及以上学历患者的焦虑及抑郁得分明显比其他学历的患者低。
图3 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的平均SAS和SDS
2.3 睡眠质量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将在疫情下不同年龄层级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图4),结果发现≥70岁年龄层级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最差,睡眠质量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呈现一个评分递增的趋势,P值0.197(P>0.05),但已经相当接近。
图4 不同年龄组PSQI评分
3 讨论
目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截至3月17日我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 894例,累计死亡病例3 237例,国外确诊病例97 996例,死亡4195例。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人的心理逐渐紧张,甚至焦虑、抑郁、恐慌。众所周知,癌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患者及家属反复前往医院就诊,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无疑给肿瘤患者增加了新冠肺炎的暴露风险,而且肿瘤患者在抗肿瘤治疗后,机体免疫力低下,感染风险大,属于新冠肺炎高危人群[7]。本研究采用SAS&SDS、PSQI对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的住院肿瘤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新冠肺炎下肿瘤患者对新冠肺炎关注度高(76.70%),但是对新冠的防护了解较低(23.30%),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抑郁或者焦虑等心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十分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肿瘤患者的身心健康。有调查发现,我国恶性肿瘤人群中焦虑的患病率为49.69%,抑郁的患病率为54.90%,明显高于健康人群(焦虑18.37%,抑郁17.50%)[8],对患者治疗、护理、预后、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9]。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再结合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可能本身患癌症这一事实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心理健康,可能比新冠肺炎对肿瘤患者的心理影响还要大。再看50～59岁这一年龄段的调查数据分析,这个年龄段患者的心理压力大,结合社会现实,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应该在担任着爷爷或者奶奶,还有爸爸或者妈妈,甚至是儿子或者女儿的三重角色,无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在患有癌症的基础上,肩上的担子和心理的压力无疑是沉重的,而这些都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从研究数据还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程度也是影响患者心理状况的一个因素,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患者心理焦虑或者抑郁明显较少,文化程度越低,患者的心理状况越差。这也与张其柱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10]。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局限了患者的社会地位及人脉,导致资源不足。以往的研究表明,非典流行可以引起住院患者的焦虑,但重视科学防护,加强心理护理能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状态,而非典疫情的全面控制则是缓解心理焦虑的基础[11]。本研究中,住院肿瘤患者对新冠肺炎的防护了解较低,且心理焦虑情况明显,这也表明当同样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因肿瘤患者对新冠防护知识了解少,心理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还是说明肿瘤患者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度不够。也有学者表示,个体对疾病的认知,会影响个体的自我管理及治疗的依从性,进而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防疫行为和公共卫生安全[12]。所以说当面对新冠疫情,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需要更加准确地了解公众对疫情的认知、个体防疫的行为、消息传播的效果等[13]。最好做到让社会大众基本都了解疫情相关的知识,以减少焦虑,甚至是恐慌。
肿瘤的根治仍然是世界难题之一,并且疾病预后大多不理想,长期饱受疾病的痛苦,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及心理状况普遍较差,导致机体抵抗力以及治疗效果受到影响。 王建梅等学者研究表明,住院肿瘤病人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心理状况方面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如焦虑、抑郁、疼痛等与睡眠障碍密切相关[14],疫情虽不是影响肿瘤患者睡眠的关键因素,但有学者研究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结果发现肿瘤患者PSQI总分为(9.04±3.56)分,显著高于常模[15]。不排除肿瘤患者的睡眠质量本来就存在疾病本身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癌症患者面对新冠肺炎时,首先必须掌握相关的新冠疾病知识和基本防护知识,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焦虑及抑郁等,帮助患者消除不良情绪,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杨红菊等学者表示,精细化情绪管理的运用可以明显减少肿瘤危重症患者的心理焦虑、抑郁,甚至睡眠形态紊乱状况[16]。结合以上讨论,当我们以后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首先大家都需要对疾病有所认知,在此基础之上,了解正确的防疫行为,在原始疾病的基础上,患者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负担会加重,特别是癌症患者,然后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最好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及护理,为患者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杨振宇,谭凯杜,锡林,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肿瘤患者的应急管理及防护措施[J].MODERN ONCOLOGY,Mar,2020,28(6):1053-1055.
[2] Liang W,Guan W,Chen R.Cancer patients in SA RS-CoV-2 infection:a nationwide analysis in China.Lancet Oncol,2020.
[3] Hamer M,Chida Y,Molly GJ.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cancer mortality[J].J Psychosom Res,2009,66(3):255-258.
[4] Kulpa M,Kosowicz M,Stypula-ciuba BJ.Anxiety and depression,cognitive coping strategies,and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system cancer[J].Prz Gastroenterol,2014,9(6):329-335.
[5] 王建梅,董拉云.住院肿瘤病人睡眠障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医药,2017,21(7):1348-1350.
[6] 邱建青,周密,邱培媛,等.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用于农村老年人群的信效度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6,10:1835-1838.
[7] Kamboj M,Sepkow itz K A .Nosocom ial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Lancet Oncol,2009,10(6):589-597.doi:10.1016/S1470-2045(09)70069-5.
[8] Yang YL,Liu L,Wang Y.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ults with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BMC Cancer,2013(13):393.
[9] Satin JR,Linden W,Phillips MJ.Depression as a predicto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mortality in cancer patients:a metaanalysis[J].Cancer,2009,115(22):5349-5361.
[10] 张其柱.妇科肿瘤住院患者负性情绪及其影响因素观察[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7,4(73):14280-14281.
[11] 王战英,肖爱先,侯萍,等.非典流行对住院矽肺患者的心理影响[J].实用预防医学,2004,1:109-110.
[12] 周晨曦,李峥.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认知–心理模型构建[J].医学与哲学(B),2018,39(2):69-73.
[13] 罗琳,曾晓进,廖欣,等.新冠肺炎疫情期公众疾病认知、应对方式及锻炼行为调查[J].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20,36(2):156-159.
[14] 刘一弦,蒋运兰,唐以薰,等.肿瘤病人睡眠障碍的原因分析及中西医护理的研究现状[J].全科护理,2015,21:2036-2038.
[15] 周安秀,陈甲信,秦海娇,等.肿瘤患者居家睡眠质量的现况调查[J].中国医药导报,2016,8:55-59.
[16] 杨红菊.全程精细化情绪管理对肿瘤危重患者的影响[J].当代护士(中旬刊),2018,10:8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