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对机体免疫状态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1-01-18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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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对机体免疫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80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开腹手术，研究组患者采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的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以及炎症因子水平。结果 术前，研究组患者的CD3[（57.55±4.13）%]、CD4[（32.81±3.52）%]、CD8 [（27.51±3.24）%]及CD4/CD8 （1.11±0.25）水平与对照组[（57.52±4.24）%、（32.74±3.55）%、（27.55±3.41）%、1.12±0.1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CD3[（56.85±4.08）%]、CD4[（31.02±4.10）%]、CD8[（27.05±3.14）%]及CD4/CD8 （1.10±0.15）水平与对照组患者的CD3 [（50.58±3.79）%]、CD4[（28.05±4.21）%]、CD8[（25.79±4.12）%]及CD4/CD8（1.01±0.22）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研究组患者的免疫球蛋白G（IgG）[（28.61±2.75）U/mL]、免疫球蛋白A（IgA）[（157.24±21.58）U/mL]及免疫球蛋白M（IgM）[（171.05±21.87）U/mL]水平与对照组[（28.58±2.68）、（157.68±20.65）、（170.98±25.41）U/m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gG[（27.25±2.44）U/mL]、IgA[（145.78±19.68）U/mL]及IgM[（168.97±17.85）U/mL]水平与对照组患者的IgG[（26.45±3.21）U/mL]、IgA[（142.87±22.54）U/mL]及IgM[（164.21±16.85）U/mL]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gG、IgA及IgM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研究组患者的白介素-6（IL-6）[（17.92±4.68）ng/L]、C-反应蛋白（CRP）[（5.18±1.22）mg/L]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33.64±6.78）ng/mL]水平与对照组[（17.85±5.32）ng/L、（5.12±1.51）mg/L、（33.58±8.15）ng/m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L-6[（32.89±5.25）ng/L]、CRP[（18.65±4.78）mg/L]及TNF-α[（44.27±5.62）ng/mL]水平与对照组患者的IL-6 [（55.87±7.25）ng/L]、CRP [（38.65±8.95）mg/L]及TNF-α[（50.58±10.52）ng/mL]水平均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能够降低对机体免疫状态造成的影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腹腔镜 开腹手术 结直肠癌 机体免疫状态 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及死亡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饮食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导致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1]。临床中常用的治疗方法有手术根治、放化疗等，手术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近年来随着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发展，在结直肠癌的治疗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降低了结直肠癌患者术后造成的创口，对患者的预后较好[2]。但是手术都存在着应激源，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不同的手术方法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3]。本研究选取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80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对机体免疫状态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80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中，男20例，女20例；年龄35～70岁，平均（57.5±8.0）岁；病程0.7～5.5年，平均（3.2±0.6）年。研究组中，男22例，女18例；年龄36～69岁，平均（57.4±8.5）岁；病程0.9～5.8年，平均（3.5±0.5）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1)进行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2)患者精神、意识无障碍，能够配合完成研究；(3)患者年龄<80岁。排除标准；(1)合并患有严重心、肺等功能障碍者；(2)哺乳期或妊娠期妇女；(3)不接受本次实验者；(4)重要资料不全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开腹手术治疗，全麻后气管插管，取患者改良截石位，对肿瘤近端的肠管进行结扎，应用可吸收夹及钛夹对血管进行结扎，应用超声刀分离肠管级其系膜，离断结直肠癌的远端，最后切除病变组织，进行肠吻合。
研究组患者采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全麻后气管插管，取患者改良截石位。建立气腹，后放入腹腔镜探查。对肿瘤位置确认后在肠系膜上做标记，确认切除的范围。在主操作口插入超声刀（北京速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游离盲肠和结肠，切开盲肠及升结肠的侧腹膜，然后分离并切断患者的结肠韧带，应用近心端双通结扎法，最后肠吻合。
两组患者术后均进行胃肠减压、抗菌、补液禁食等干预。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的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以及炎症因子水平。
(1)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采用EPICSXL型流式细胞仪检测（Mo Flo Astrios EQ，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检测CD3、CD4、CD8及CD4/CD8水平。(2)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空腹采集患者静脉血5 m L，常温放置1 h后，离心分离血清，应用全自动生化仪（PUZS-600A，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公司）免疫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G(Ig G）、免疫球蛋白A (Ig A）及免疫球蛋白M (Ig M）。(3)炎症因子水平。空腹采集患者静脉血3 m L，离心后取上清液，应用试剂盒（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白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术前，两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 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比较（±s)
2.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比较（U/m L,±s)
表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比较（U/m L,±s)
2.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炎症因子水平的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炎症因子水平的比较（±s)
当机体受到外界刺激时，机体的免疫因子会产生变化，代表了机体的免疫及代谢变化，其中最主要的观察指标是急性期蛋白，其水平变化能够反映外界创伤对机体造成的影响[10]。CRP是机体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期蛋白，可以衡量机体受到应激反应的程度，其浓度成为早期较敏感的免疫指标[11]。炎症免疫反应在早期会产生TNF-α，能诱导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对机体的防御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12]。临床中有报道指出，机体在受到刺激或损伤时，体内的IL-6水平会上升，且上升的幅度与机体受到的损伤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作为反映体内创伤程度的一项指标[13-14]。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曹其彬等[15]对60例结直肠癌患者的研究中，分为腹腔镜组和开腹组，其结果显示，在术后1、2周，腹腔镜组T细胞亚群、CPR、IL-6免疫球蛋白水平低于开腹组，且腹腔镜组恢复正常的时间较短，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患者在接受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机体内的IL-6、CRP、TNF-α水平上升的程度都低于开腹手术，提示应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能够降低对机体炎症因子造成的影响，与开腹手术相比对机体免疫状态造成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能够降低对机体免疫状态造成的影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刘彤，李楠，翟超，等.中转开腹时机对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预后的影响[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9,18(5):484-488.
[2]郭鹏，张治清，兰远志，等.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联合肝转移灶射频消融术与开腹结直肠癌肝转移根治术的疗效分析[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8,17(5):459-465.
[3]Oh TK,Yim J,Kim J,et al.Effects of preoperative ultrasoundguided 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block on pain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Surg Endosc,2017,31(1):127-134.
[4]朱广伟，郑炜，黄永建，等.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头侧-中央混合入路方式”近期疗效评价[J].肿瘤防治研究，2017,44(12):827-830.
[5]李国新，李俊蒙，王亚楠，等.单孔和减孔腹腔镜结直肠癌切除术发展现状及展望[J].中华外科杂志，2017,55(7):486-490.
[6]骆洋，陈建军，秦骏，等.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中肠系膜下动脉低位结扎对第3站淋巴结清扫的影响及第3站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8,17(2):154-160.
[7]Klaver CEL,Stam R,Sloothaak DAM,et al.Colorectal cancer at high risk of peritoneal metastases:long term outcomes of a pilot study on adjuvant laparoscopic HIPEC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Oncotarget,2017,8(31):51 200-51 209.
[8]张广坛，宋玉成，张学东.T4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患者腹腔镜下根治性多器官切除术的疗效[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7,32(7):627-628.
[9]曾焕虹，傅卫，孙涛，等.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的长期生存及其影响因素[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8,33(1):25-29.
[10]Liu JQ,Yang SJ,Chen JQ,et al.Effect on changes of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cytokines and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J].J Hainan Med Univ,2017,23(1):104-108.
[11]佟伟华，何亮，张路遥，等.腹腔镜辅助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治疗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后排便功能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9,18(8):761-767.
[12]Ilic D,Evans SM,Allan CA,et al.Laparoscopic and robotassisted vs.open radical prostatec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a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J].BJU Int,2018,121(6):845-853.
[13]王亮，田洁，许跃军，等.后腹腔镜根治术对肾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7,17(11):2110-2112.
[14]汤雪峰，李财宝，刘岗，等.腹腔镜微创手术与传统开腹手术对结直肠癌患者免疫和生理功能影响的临床观察[J].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2015,22(4):278-575.
[15]曹其彬，胡三元.腹腔镜与开腹结直肠癌手术对机体免疫功能的比较[J].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06,45(8):615-618.
关键词：腹腔镜 开腹手术 结直肠癌 机体免疫状态 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及死亡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饮食结构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导致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1]。临床中常用的治疗方法有手术根治、放化疗等，手术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近年来随着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发展，在结直肠癌的治疗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降低了结直肠癌患者术后造成的创口，对患者的预后较好[2]。但是手术都存在着应激源，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不同的手术方法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3]。本研究选取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80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对机体免疫状态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2月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80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中，男20例，女20例；年龄35～70岁，平均（57.5±8.0）岁；病程0.7～5.5年，平均（3.2±0.6）年。研究组中，男22例，女18例；年龄36～69岁，平均（57.4±8.5）岁；病程0.9～5.8年，平均（3.5±0.5）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1)进行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2)患者精神、意识无障碍，能够配合完成研究；(3)患者年龄<80岁。排除标准；(1)合并患有严重心、肺等功能障碍者；(2)哺乳期或妊娠期妇女；(3)不接受本次实验者；(4)重要资料不全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开腹手术治疗，全麻后气管插管，取患者改良截石位，对肿瘤近端的肠管进行结扎，应用可吸收夹及钛夹对血管进行结扎，应用超声刀分离肠管级其系膜，离断结直肠癌的远端，最后切除病变组织，进行肠吻合。
研究组患者采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全麻后气管插管，取患者改良截石位。建立气腹，后放入腹腔镜探查。对肿瘤位置确认后在肠系膜上做标记，确认切除的范围。在主操作口插入超声刀（北京速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游离盲肠和结肠，切开盲肠及升结肠的侧腹膜，然后分离并切断患者的结肠韧带，应用近心端双通结扎法，最后肠吻合。
两组患者术后均进行胃肠减压、抗菌、补液禁食等干预。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的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以及炎症因子水平。
(1)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采用EPICSXL型流式细胞仪检测（Mo Flo Astrios EQ，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检测CD3、CD4、CD8及CD4/CD8水平。(2)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空腹采集患者静脉血5 m L，常温放置1 h后，离心分离血清，应用全自动生化仪（PUZS-600A，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公司）免疫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G(Ig G）、免疫球蛋白A (Ig A）及免疫球蛋白M (Ig M）。(3)炎症因子水平。空腹采集患者静脉血3 m L，离心后取上清液，应用试剂盒（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白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 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比较术前，两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 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比较（±s)
2.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比较（U/m L,±s)
表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比较（U/m L,±s)
2.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炎症因子水平的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7 d炎症因子水平的比较（±s)
3 讨论
细胞免疫在机体抗肿瘤免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CD4 T细胞能够起到辅助及诱导的作用，它是T细胞受体（TCR）信号传导的协同受体，活化后能够大量释放细胞因子增强机体抗肿瘤的效果[4]。CD8参与、限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的成熟及正性选择，能够对病毒起到清除及黏附的作用，其水平的改善能影响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5]。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两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CD3、CD4、CD8及CD4/CD8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程度较小。当机体内的淋巴细胞水平下降后，机体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很可能引发感染，影响患者术后的恢复。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通过抗体与肿瘤抗原结合后，能够对肿瘤细胞起到溶解作用，加强抗体介导的调理作用来共同发挥抗肿瘤免疫机制[6]。Ig G能够与巨噬细胞结合，通过促进吞噬及调理作用来达到抗肿瘤的效果，同时还能够对其他细胞杀伤靶细胞起到促进作用[7-9]。而Ig A能够对机体的黏膜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加上Ig M具有吞噬的作用，其三项指标能够反映机体的免疫水平[8]。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术前，两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均低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g G、Ig A及Ig M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对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影响较小。当机体受到外界刺激时，机体的免疫因子会产生变化，代表了机体的免疫及代谢变化，其中最主要的观察指标是急性期蛋白，其水平变化能够反映外界创伤对机体造成的影响[10]。CRP是机体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期蛋白，可以衡量机体受到应激反应的程度，其浓度成为早期较敏感的免疫指标[11]。炎症免疫反应在早期会产生TNF-α，能诱导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对机体的防御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12]。临床中有报道指出，机体在受到刺激或损伤时，体内的IL-6水平会上升，且上升的幅度与机体受到的损伤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作为反映体内创伤程度的一项指标[13-14]。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7 d，研究组患者的IL-6、CRP及TNF-α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曹其彬等[15]对60例结直肠癌患者的研究中，分为腹腔镜组和开腹组，其结果显示，在术后1、2周，腹腔镜组T细胞亚群、CPR、IL-6免疫球蛋白水平低于开腹组，且腹腔镜组恢复正常的时间较短，与本研究结果相似。患者在接受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机体内的IL-6、CRP、TNF-α水平上升的程度都低于开腹手术，提示应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能够降低对机体炎症因子造成的影响，与开腹手术相比对机体免疫状态造成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能够降低对机体免疫状态造成的影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刘彤，李楠，翟超，等.中转开腹时机对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预后的影响[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9,18(5):484-488.
[2]郭鹏，张治清，兰远志，等.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联合肝转移灶射频消融术与开腹结直肠癌肝转移根治术的疗效分析[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8,17(5):459-465.
[3]Oh TK,Yim J,Kim J,et al.Effects of preoperative ultrasoundguided 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block on pain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Surg Endosc,2017,31(1):127-134.
[4]朱广伟，郑炜，黄永建，等.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头侧-中央混合入路方式”近期疗效评价[J].肿瘤防治研究，2017,44(12):827-830.
[5]李国新，李俊蒙，王亚楠，等.单孔和减孔腹腔镜结直肠癌切除术发展现状及展望[J].中华外科杂志，2017,55(7):486-490.
[6]骆洋，陈建军，秦骏，等.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中肠系膜下动脉低位结扎对第3站淋巴结清扫的影响及第3站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8,17(2):154-160.
[7]Klaver CEL,Stam R,Sloothaak DAM,et al.Colorectal cancer at high risk of peritoneal metastases:long term outcomes of a pilot study on adjuvant laparoscopic HIPEC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Oncotarget,2017,8(31):51 200-51 209.
[8]张广坛，宋玉成，张学东.T4局部进展期结直肠癌患者腹腔镜下根治性多器官切除术的疗效[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7,32(7):627-628.
[9]曾焕虹，傅卫，孙涛，等.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的长期生存及其影响因素[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8,33(1):25-29.
[10]Liu JQ,Yang SJ,Chen JQ,et al.Effect on changes of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cytokines and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J].J Hainan Med Univ,2017,23(1):104-108.
[11]佟伟华，何亮，张路遥，等.腹腔镜辅助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治疗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后排便功能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19,18(8):761-767.
[12]Ilic D,Evans SM,Allan CA,et al.Laparoscopic and robotassisted vs.open radical prostatec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a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J].BJU Int,2018,121(6):84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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